进城后，第一份工作是什么？过去，很多进城务工人员的“第一站”往往是建筑工人、电子厂操作员、酒店饭店服务员，但随着新经济、新业态的发展。如今，进城务工人员的第一份工作可能是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中国新闻周刊》一篇《落脚工作：他们为什么送外卖》的文章，向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骑手成为很多进城务工人员的“落脚工作”，很多人从一辆电动车开始了自己的进城之路。

近期，关于平台灵活用工模式的讨论也越发激烈。先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在中关村体验送外卖的节目播出，让外卖小哥群体又一次受到全网关注。继而，北大博士送外卖的文章发出，再一次让舆论聚焦新业态劳动者权益保障问题。

与传统行业的用工方式相比，由互联网平台提供的灵活就业方式让那些可能不具备高学历、技能优势的进城务工人员获得了最靠近互联网红利的岗位，可以得到更高的时薪以及相对更自由的时间。这背后的延伸影响是，他们亦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经济能力去实现技能和人脉等的提升。骑手岗位具有高流动性，从而也就具有了“就业加油站”的性质。某外卖团队的调研发现，2020年，在其新晋站长中，有超过80％的人有过骑手经历，超过2000名骑手晋升站长等管理岗。

但在这种新型就业形态下，骑手的劳动权益保障也不容忽视。目前，全国以外卖骑手、快递小哥、家政人员为代表的灵活就业人员约有2亿，他们一旦因工作出现伤亡，个人与家庭容易遭受巨大冲击。尤其因为工作性质，快递员、外卖骑手等属于职业伤害易发、多发人群，需要为他们更好地筑牢防护保障网。

灵活就业人员劳动自主性强，不同于传统劳动关系存在从属特点，灵活用工在工资支付、社会保险等方面有不同特点和要求，而现行社会保障体系是按照传统就业形态来设计的，与多元化就业趋势相比存在诸多不适应和脱节的问题。平台通过专送和众包的模式聚合了数以百万计的骑手，提供了大量的岗位，自身的用工成本也大幅降低。如果按照传统的劳动关系来套用这种新就业形态，那么平台将变成拥有百万雇员的超级企业，背后的用工成本如何合理消化？如何避免转嫁给消费者？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显然，面对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的壮大以及他们对社会保障的多样化需求，探索灵活的、符合劳动者利益又不影响新经济业态发展的新型劳动保障体系，改变“有劳动关系才有社会保障，反之则缺失”的状况是目前面临的挑战和亟须解决的问题。而这无疑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平台、骑手、企业、社会、政府多方协同，共同推进解决。

5月1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要进一步支持灵活就业的措施，其中就包括研究制定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兜底措施。推动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保的户籍限制。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合理界定平台企业责任，探索用工企业购买商业保险、保险公司适当让利、政府加大支持的机制等。

可见，中央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合理界定平台企业责任，既要鼓励平台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积极探索新的保障机制，又要考虑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考虑新职业、新业态的特点。比如，骑手等群体每天在马路上争分夺秒，发生意外伤害的风险极大，但工伤保险不能单独购买，商业保险发挥的实际作用十分有限，无法给骑手们带来足够的保障。所以，探索改革工伤保险制度，将外卖员、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灵活就业群体纳入工伤保险范围，适应新业态的发展，显得尤为急迫，这也是切实支持灵活就业的题中之义。

另外一方面，在考虑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保需求时，也需要有更多“农民视角”。对于大部分骑手来说，送外卖只是一个短暂的过渡，很可能干一段时间就回老家了。他们更看重的是到手的收入，更需要解决的是当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是选择工资1万元，还是工资7500元、社保公积金2500元？如何平衡好眼前和长远的利益诉求？政策的制定还需要倾听骑手的声音。只有倾听劳动者的声音，让骑手、企业以及职业保障相关政策的制定者都有充分表达、互动和协商的空间，才能有精准的需求把握。